【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医大事记③：56号文件吹响振兴中医药号角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出台纲领性文件，召开全国性中医药工作会议，明确中医药工作地位——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医药事业迎着改革的春风，一扫“十年文革”时期的低迷，开启了振兴发展的新模式。

“十年文革”严重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959年全国中医36.1万人，西医23.4万人，到1977年西医有73.8万人，增加了2.2倍，而中医却减至24万人，比1959年减少了三分之一；1966年全国有中医医院1371所，1976年时仅剩129所，10年减少91%。那时，中医药事业式微，中医药人才队伍后继乏人。

然而，奋斗在国家卫生事业岗位上的共产党人始终铭记党和国家曾对中医药提出的一系列支持政策，如“团结中西医”“中西医合作”“中西医结合”等，面对中医发展窘境，他们积极反思问题，探索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977年，江一真任卫生部部长后就开始进行整合清查工作，着手制定卫生工作的发展与规划，他针对当时普遍不重视中医药工作的现象，呼吁加强中医药工作，推动中医药发展。1978年，崔月犁到卫生部工作，先后任卫生部副部长、部长，他在深入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农村以及各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和少数民族医院调查研究后，得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不能没有中医”的结论。

1978年8月，经过深入调研和缜密研讨，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报送《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充分说明了中医药发展形势的严峻，深入剖析中医药行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8条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份报告凝聚着那一代为中医药振臂高呼的共产党人的心血，它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打开了一个崭新局面。

针对当时中医药发展面临的问题，卫生部提出的8条建议主要包括：进一步重申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纠正对待中医中药人员的错误态度；认真办好中医院校，积极培养中医中药的新生力量；整顿和办好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的建设；继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请国家计委拨给1万人的劳动指标，选拔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充实和加强全民所有制的中医机构；建议各省、市、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要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在分配经费时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建议各省、市、区党委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督促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搞好中西医结合。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月后，“中央转发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以〔1978〕56号文件发布。中央在批语中对卫生部的意见予以肯定，并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西医队伍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抓紧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要培养一支精通中医理论和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高水平的中医队伍，造就一支热心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西医学习中医的骨干队伍。”

更难得的是，邓小平同志亲笔在文件上写下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自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医药发展有了纲领。

随后，卫生部下发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的通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光明日报》发表社论《重视中医、发展中医、提高中医》，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该文件受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党组、各军兵种党委和全国所有的县团级单位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各地掀起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的热潮。

1978年12月26日，卫生部、国家劳动局发出通知，为贯彻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解决中医队伍继承人的问题，决定1979年从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的民间中医中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员转为全民所有制人员，以充实加强中医药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

作为一份承上启下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不仅提出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等问题的方案，还对中医药发展的机构问题、组织问题、领导重视问题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体现了党和国家扶持中医政策的连续性。文件中首次提出的“中医院要突出中医的特点，从门诊到病房都要体现以中医药为主”，更是成为后来衡阳会议的重要内容，对后来的中医药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2年4月，湘江畔，烟雨茫茫，湖南衡阳迎来了彪炳中医药史册的高光时刻，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所以又称“衡阳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由卫生部组织召开的全国性中医药工作会议，对全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就在会议召开之前，如何对待中医药，卫生界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声光化电奔前走，何必破车拉老牛，现在这个时代提倡中医药等于倒退。”另一派则大声疾呼：“中医药的疗效是经过千百年实践检验的真理。”还有人尖锐地质问：“中医医院是姓中还是姓西？中医医院里是中医学当家还是西医学当家？”

随着衡阳会议的胜利召开，这些持久不息的争论和质疑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3个文件，强调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方针，明确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思路，为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衡阳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医药工作的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如国医大师邓铁涛在《铁涛医话》中所说：“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

衡阳会议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加强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加强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发展中医教育等政策措施相继出台。至1989年底，在党和国家中医药政策保障下，全国卫生机构中医药专业技术队伍发展到54万人，全国中医医院发展至2070多所，中医病床19万张，高等中医药院校达到33所（含民族医学院和二级学院），中等中医药学校和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达到66所，独立中医药研究院所达到109个。

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号角全面吹响，中医药事业进入了高歌猛进的新时期，在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