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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何独服此人?这座江南四合院告诉你答案|廉游湖湘

来源:三湘风纪 作者: 发布时间:2023-05-22 字体: [] [] [ ] 浏览量:

【编者按】毛主席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文正即曾国藩。今天,让我们一起跟着三湘风纪“廉游湖湘”栏目,走进娄底市双峰县,去感受晚清中兴名臣、湘军创立者曾国藩的自律、家风和为官哲学。

廉游湖湘③:富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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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厚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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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厚堂正面照(图/卢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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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厚堂正宅八本堂大门(图/刘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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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厚堂内景

地标

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整个建筑像北京四合院结构,包括门前的半月塘、门楼、八本堂主楼和公记、朴记、方记三座藏书楼、荷花池、后山的鸟鹤楼、棋亭、存朴亭,还有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亲手在家营建的思云馆等,颇具园林风格,总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娄底市廉洁文化示范基地。

富厚堂的精华部分是藏书楼,曾藏书达30多万卷,是我国保存完好的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

富厚堂原称八本堂,取曾国藩“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家训。

“富厚堂”三字为曾国藩题写,匾下门联“清芬世守,盛德日新”。

富厚堂虽不胜奢华,然曾国藩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摘自《湖南廉洁文化地图导读》)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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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汉族,湖南湘乡(今属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人。晚清中兴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其家训堪称中国传统家教范本。

关联地标

白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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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出生地白玉堂(图/严伯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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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厚堂“八本”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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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云馆(图/严伯霖)

【延伸阅读】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清代,两江总督一职,差不多管着半个中国,辖区是中国财富、人文之重心,含江苏、江西、安徽诸地。此职又几乎是“全权”,集一切人权、物权、财权于一人。当此位者,若想“贪污”,一年就是千万富翁,二三年成亿万富翁,亦是易如反掌。

曾国藩自咸丰十年四月(1860年)起任此职。其收入,年薪是白银155两,再加上“养廉银”“规费”等。这些钱装入私人腰包,上级和百姓都不会有意见,朝廷上和社会上也不会说个“不”字。

不太那么合法之“进项”,比这可以高出百倍千倍。举个例子,曾氏在职时改革盐政,创发“两淮盐票”。每张盐票票面价值200两,股市暴涨,可以卖到20000两(1两白银,大致可以按今200元人民币计算)。家里有一张盐票,就是富翁了。一介贫民,打工的,种田的,凭几张盐票就可一夜暴富,成为千万富翁。

曾氏让家人或亲戚化名买上200张盐票,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神不知鬼不觉,就可以赚上几百万。可曾氏却明令禁止家人或亲戚购买盐票。

再举一例。曾氏是湘军统帅,军费收支全在他手中。从咸丰三年(1853年)创军,到同治七年(1868年)灭捻军,先后支出军费大约35000000两,约合今人民币70亿元。战后要销账,报销之法是曾氏自己编册,送户部核销。

如此巨款,仅户部索要之“部费”(报销人员辛苦费),就可高达40万两(按1.3%抽取)。给了这40万两白银,户部一定开闸放水,曾氏怎么编册,户部即可怎么签字。年头那么长,数目那么大,曾氏说买这两百万,买那三百万,谁去核对,谁说得清。况且在清廷眼中,曾氏又是“救命恩人”,唯一可以依靠之军事统帅,谁还会计较他多报几个钱。果然在曾氏筹措“部费”时,清廷说曾氏可以“免报销”,既平天京,又平捻军,是大功臣,就别计较这几个钱了。

70亿元是什么概念?曾氏从中“克扣”百分之一,就是7000万,千分之一就是700万,万分之一还有70万。曾氏想不发财,都难呢!他的合法收入,家人“弄盐票”赚个1000万,报账“克扣”出个6000万,他年年都可以是上亿万的富翁了。

可是他“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赵烈文语),他“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油渍”(洋人戈登语)。吃则每顿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之费,规定不得超银二百两;又不买地,不盖房,自持如寒素之人。家中女人,自食其力,上午“食事”,中午“衣事”,下午“细工”,傍晚“粗工”,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多余之钱,全用于支持友军、赈济灾民、兴办地方公务等等之上。我们翻遍所有史料,找不到他“贪污”的记录。

至此我们可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说“独服曾文正”。像曾氏这样的“国之重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立下“不靠当官发财”“不要钱不怕死”之六字誓言,并严格践行终生,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他告诫家人:“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曾氏之誓言,实可令人钦佩:“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他的“为官哲学”,足资借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绝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 张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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